阅读与思考 | A Quest After Perspectives

如果有一天我足够有钱，我想办一家这样的研究所

Sun, 31 May 2026 19:11:35 +0800

本文于 2026 年 5 月 31 日首发于公众号 ALustForLife，署名“翻滚吧土豆君”。

如果有一天我像梁文锋那样有钱，我想办一家这样的研究所

编者按：这不是一个关于科研管理的具体方案，也不是对任何现实机构的批评。

它只是一个普通科研工作者关于理想科研生态的想象。

文中提到的所有制度设计，都只是载体。真正想表达的，其实只有一句话：

让科学家把更多时间用来思考科学，而不是思考如何获得做科学的资格。

有时候深夜改论文的时候，我会做一个不切实际的梦。

不是发财。

也不是当院士。

而是有一天，如果我真的有足够多的钱，我想办一家独立研究所。

它不属于大学。

不属于企业。

也不属于任何行政体系。

它只属于那些真正想认真做研究的人。

我无法保证进入这里的人拥有编制。

我也无法保证学生能拿到学历。

甚至无法保证这里的人一定能发出顶刊论文。

但我希望能够保证另外一些东西。

一些在我看来，比这些更重要的东西。

首先，在这里做研究的人，不需要看任何“大佬”的脸色。

合作就是合作。

讨论就是讨论。

反对就是反对。

支持就是支持。

不会因为谁是谁的学生。

不会因为谁是谁的门生。

不会因为谁来自哪个单位。

更不会因为谁掌握着未来的资源。

科学问题本身应该比人更重要。

在这里，文章署名不再是一场复杂的权力游戏。

不需要为了第一作者争论。

不需要为了通讯作者计较。

也不需要为了第一单位反复协商。

团队只需要提前约定规则。

然后在论文里公开写明：

谁提出了想法。

谁做了实验。

谁开发了代码。

谁完成了理论推导。

谁组织了项目。

谁修改了论文。

每个人都得到属于自己的贡献记录。

而不是把所有价值压缩成几个位置的排序。

在这里，科研经费申请也许会变成另一种形式。

没有几十页申请书。

没有精心设计的关键词。

没有为了迎合评审而修改研究方向。

取而代之的是公开讨论。

任何研究人员都可以站到讲台上。

讲述自己想解决的问题。

讲述自己的路线。

讲述自己的风险。

讲述自己为什么相信这件事值得做。

然后接受所有人的提问。

反驳。

挑战。

质疑。

补充。

帮助。

如果最终能够说服投资人和同行：

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么经费就现场决定。

不需要再等待漫长的审批流程。

在这里，所有投资关系都是公开透明的。

谁支持了谁。

为什么支持。

支持了多少钱。

项目进展如何。

所有人都能看到。

因为阳光本身就是最好的监督。

我甚至想设计一种奇怪的经费制度。

年轻人拥有更多试错权。

资深研究者拥有更大的资金容量。

但没有人能够无限占有资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资金池上限。

随着学术年龄增长而逐步扩大。

例如：

博士毕业三年以内，个人科研资金池上限为三十万元；

毕业三到六年，上限提高到五十万元；

毕业六到十年，上限提高到一百万元。

只要能够持续说服投资人，资金可以不断追加。

但任何时候，个人掌握的资源都不能无限膨胀。

从外部申请获得的经费，同样计入个人资金池。

这样既鼓励竞争，也避免资源长期向少数人过度集中。

与此同时，研究所也会设立面向重大问题的大型公共资金池。

任何团队都可以申请。

任何团队都可以竞争。

但规则依旧相同：

公开路演。

公开讨论。

公开答辩。

公开决策。

因为真正重要的问题，值得接受最公开的检验。

最重要的是。

这里没有所谓的“结题压力”。

没有必须在几年内产出多少篇论文。

没有必须完成多少指标。

因为真正重要的问题，本来就不一定能够按时解决。

很多伟大的发现，从来都不是按照项目计划书出现的。

研究者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问题仍然值得继续投入？

如果能够说服同行。

说服投资人。

说服自己。

那么项目就继续。

如果不能。

那么经费减少。

方向调整。

甚至终止。

这很残酷。

但也很诚实。

很多人会说。

这样的地方不现实。

我承认。

它大概率永远不会存在。

至少不会完全按照我想象的样子存在。

因为现实世界有预算。

有管理。

有责任。

有制度。

有各种各样必须面对的问题。

但我仍然喜欢做这个梦。

因为这个梦的核心从来不是经费。

也不是组织形式。

更不是管理模式。

而是一种我始终相信的东西：

科学最重要的资源不是设备。

不是论文。

不是头衔。

甚至不是资金。

而是自由。

自由地提出问题。

自由地怀疑权威。

自由地探索未知。

自由地承认错误。

自由地改变方向。

自由地和任何人合作。

自由地把时间花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

我梦想有这样一个地方。

在那里，年轻人不需要先证明自己有资格研究问题，才能开始研究问题。

在那里，一个刚毕业的博士可以挑战最权威的学者。

在那里，一位研究者改变方向不会被视为失败，而会被视为探索的一部分。

在那里，人们评价一个项目的标准不是它能发表几篇论文，而是它是否触及了真正重要的问题。

在那里，学术共同体不是一座金字塔，而是一片森林。

不同的人按照自己的方式生长。

有人高耸入云。

有人默默扎根。

有人开花。

有人结果。

但所有人都共享同一片阳光。

也许我这一生都无法建立这样一所研究所。

也许它永远只会停留在想象里。

但我仍然希望。

未来某一天。

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科研。

不是因为它稳定。

不是因为它体面。

不是因为它容易成功。

而仅仅因为：

他们对这个世界仍然保持好奇。

并且拥有探索它的自由。

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

那或许就是我梦想中的研究所，已经开始存在了。

后记

很多年以后，如果有人问我：

“你心目中最理想的科研环境是什么样子？”

我想我不会谈论文数量。

不会谈影响因子。

不会谈帽子人才。

也不会谈经费规模。

我只会回答一句话：

让那些真正关心科学问题的人，拥有安心思考科学问题的自由。

我想，这或许就是所有梦想开始的地方。

公众号首发原文

没有顶刊不行，又不让你追顶刊：科研评价的悖论

Wed, 08 Apr 2026 00:13:05 +0800

本文于 2026 年 4 月 8 日首发于公众号 ALustForLife，署名“翻滚吧土豆君”。

最近和一些同行做了一次比较深入的交流，也结合这几年自己的经历，反复想了想当前科研生态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和论文发表、期刊体系以及人才评价相关的内容。这里尝试做一个相对系统、但尽量直白的梳理。

一、关于“学术排挤”：很多时候是隐性的
二、在全球科研体系中的“受制于人”
三、为什么我们难出真正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
四、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国际上其实并不太关注国内期刊
五、我们自身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六、真正的核心问题：我们如何评价一个科研人才？（细说！）
七、可能的改进方向（两点核心）
八、最后的一点直观感受

我：你猜猜我在乎你的呼吁么？

公众号：食间规划人民论坛: 破除顶刊迷思，让科研回归本源

一、关于“学术排挤”：很多时候是隐性的

先说一个比较现实、但不太容易被明说的问题：在顶级期刊和会议的评审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隐性偏见”。

这种偏见通常不是制度性的，也不是有人刻意打压，而更像是一种长期形成的下意识判断。例如，我曾和一位在欧美长期工作的学者交流过，他提到一个很直观的现象：如果一篇论文的作者全部是中文拼音署名，在部分评审者那里，可能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比如对工作质量的预期偏低一些。

相反，如果作者列表中出现非华人姓名，往往会在无形中提升“第一印象分”。这听起来可能有些不舒服，但在实际交流中，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

需要强调的是，这类现象很难归结为某种有组织的打压机制，但它确实会在长期中对论文发表、学术传播产生影响。因此现实中也会看到，一些学者会选择使用英文名字署名，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适应这种环境。

二、在全球科研体系中的“受制于人”

在当前由美国主导的科研体系中，我国在部分领域仍然存在一定的被动性。

以我所在的理论物理和空间科学为例，一些政策层面的限制（例如与国际合作相关的约束）确实会影响正常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这类限制从国家安全和战略角度看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执行层面，有时会外溢到更广泛的科研互动中。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软”的因素，比如学术网络的融入程度、合作机会的获取、国际同行的认知等等。这些并不体现在明面规则中，但会长期影响科研人员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

（“沃尔夫条款”了解一下。。。）

三、为什么我们难出真正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

很多人会把问题简单归结为“我们没有顶刊”，但我越来越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点偏了。

从本质上讲，顶刊并不是目标，而是一个长期生态的结果。现在很多所谓的顶刊、顶会，本身已经具有较强的商业属性，同行评议和编辑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性，也会受到热点、趋势等因素影响。

如果把“进顶刊”作为核心目标，很容易本末倒置。

相对而言，更值得参考的是一些成熟学术组织（例如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旗下期刊的模式：通过长期稳定的审稿质量、公正性和社区认可，逐步积累影响力，而不是依赖短期指标或流量。

但这类体系的建设是慢变量，需要持续投入和制度耐心，这一点我们目前还在探索中。

（说白了就是，我们瞄准的应该是学术话语权！而不是有没有顶刊。所以东大你敢不敢砸钱做社区啊？）

四、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国际上其实并不太关注国内期刊

这一点说起来可能有点直接，但在实际交流中是能明显感受到的。

在引力波天文学这个领域，很多国内认可度很高的期刊，在欧美同行那里其实关注度有限。即便是影响因子不低的期刊，也未必会进入他们的常规阅读或投稿选择。

这背后的原因不只是指标问题，更重要的是：

一个期刊是否真正嵌入了国际学术共同体——包括作者结构、审稿人网络、学术话语权等。

影响因子可以在短期内提升，但学术声誉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我说白点，国产期刊即使是顶刊，国际上就是没人看！）

五、我们自身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如果只把问题归结为“外部偏见”，其实是不完整的。

我在和一些海外学者交流时，也听到过比较一致的一类反馈：他们认为，部分中国学者在获得较高职称或学术头衔之后，对国际学术交流的参与度反而下降了

例如，不再积极参与国际会议和学术讨论，对前沿问题的互动减少，甚至逐渐从国际竞争中“退出来”。与此同时，国内的资源体系又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稳定的支持，使得个体在本土环境中依然可以获得不错的发展。

从外部视角来看，这容易被理解为一种“封闭循环”，长期下来确实会影响整体学术声誉。这部分问题，其实是我们自己必须正视的。

（我说的白一点：国际友人觉得你们中国人都不出来和我们玩，凭什么指望我们应该主动了解你？正视你？）

六、真正的核心问题：我们如何评价一个科研人才？（细说！）

针对上述问题，如果要给出真正有针对性的对策，首先必须把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说透：当前科研体系在“反对顶刊崇拜”和“依赖顶刊评价”之间，是一种明显的结构性自相矛盾，而这种矛盾的成本，几乎全部由一线青年科研人员承担。

现实情况是，一边不断有院士、学界权威公开呼吁不要迷信顶刊、要回归学术本质；另一边，在职称评审、岗位竞争、人才引进等最关键的环节，依然在进行赤裸裸的“横向比较”，而这个比较的核心变量，仍然是有没有顶刊、发了几篇顶刊。只不过这种标准，越来越少写在纸面上，转而变成一种“大家都知道但不明说”的潜规则。

这种状态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性的“责任转移”：政策层面不再为“唯顶刊”背书，但执行层面又不提供替代性的、可操作的评价标准，最终把所有不确定性和风险压到个体身上。对青年科研人员来说，这不是“导向调整”，而是“规则不清、但惩罚明确”——你可以不追顶刊，但你承担不起没有顶刊的后果。

归根结底，问题只有一个：我国当前缺乏一套真正有判断力、同时又有约束力的人才评价体系。

具体来看，是两个极端同时存在：

在大量普通高校中，本质上是“没有评价能力”，只能依赖影响因子、分区、排名等外部指标进行机械计数。这种做法看似客观，实际上是把评价权外包给国际出版体系，是对本土学术判断能力的缺位。
而在部分头部高校中，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依赖少数资深学者（如院士、杰青）进行“拍板式判断”。这种方式在识别顶尖人才时确实有效，但问题在于缺乏透明度和约束机制，一旦演变为“看上会时谁主导叙事”，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不可控的人治。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两套体系都缺乏“责任闭环”：

用指标评价，不需要对结果负责；

用人判断，也不需要对长期结果负责。

结果就是——选人可以出错，但没有人承担代价；而真正承担代价的，是整个科研生态的效率和公平性。

七、可能的改进方向（两点核心）

我个人觉得，关键不是简单“去顶刊化”，而是重建评价体系的逻辑。

因此，如果谈对策，不是简单“减少顶刊权重”这么表层的调整，而是必须触及制度核心：

第一，建立“有约束的专家评价体系”（责任制 + 事后反馈）

既然人才评价不可避免要依赖专家判断，就必须让这种判断“有代价、有记录、可回溯”。对关键岗位引进和重要职称评审，应明确记录主要推荐人与决策链条，并在若干年后进行系统性回溯评估（如科研产出、学术影响等），将评价结果与推荐人声誉形成绑定。同时，应建立制度化的事后反馈与问责机制，对于明显偏离预期的评价决策，不能简单归因于“科研不确定性”，而应形成可追踪、可反馈的闭环。评价不应是一次性表态，而应是带有长期责任的专业判断。

第二，构建“独立透明的标准化评价机制”（匿名外审 + 标准显性化）

在专家判断之外，必须引入制度化约束，防止评价滑向圈层化与随意性。一方面，应建立真正独立的高质量匿名外审体系，系统性引入跨机构、跨国家的评审来源，减少“内部熟人网络”的影响，必要时可探索国家级统一的人才匿名评审平台，面向全球科研机构发出外审邀请，从源头上提升评价的独立性与公信力。另一方面，必须强制推动评价标准的显性化与执行一致性——如果政策上强调“不唯顶刊”，就必须在招聘、晋升、评奖等具体流程中明确替代性评价指标，并确保执行不走样，避免长期存在的“文件一套、操作一套”的双轨制。

八、最后的一点直观感受

最后必须直说一句：

如果不解决“谁来评价、评价是否需要负责”这个问题，那么无论是反对顶刊崇拜，还是建设本土期刊，很容易都会停留在口号层面。评价权一旦缺乏约束，就很容易在“简单指标化”和“过度主观化”之间反复摇摆。

与此同时，“人才帽子”问题也仍然存在惯性。在实际资源配置中，对海外背景的偏好在一些场景下依然比较明显。本土培养的人才，在相似学术条件下面临的竞争环境，并不总是完全均衡。

这些问题如果不和评价体系改革一起推进，很难真正改善整体科研生态。

公众号首发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