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顶刊不行，又不让你追顶刊：科研评价的悖论

Wed, 08 Apr 2026 00:13:05 +0800

本文于 2026 年 4 月 8 日首发于公众号 ALustForLife，署名“翻滚吧土豆君”。

最近和一些同行做了一次比较深入的交流，也结合这几年自己的经历，反复想了想当前科研生态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和论文发表、期刊体系以及人才评价相关的内容。这里尝试做一个相对系统、但尽量直白的梳理。

一、关于“学术排挤”：很多时候是隐性的
二、在全球科研体系中的“受制于人”
三、为什么我们难出真正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
四、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国际上其实并不太关注国内期刊
五、我们自身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六、真正的核心问题：我们如何评价一个科研人才？（细说！）
七、可能的改进方向（两点核心）
八、最后的一点直观感受

我：你猜猜我在乎你的呼吁么？

一、关于“学术排挤”：很多时候是隐性的

先说一个比较现实、但不太容易被明说的问题：在顶级期刊和会议的评审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隐性偏见”。

这种偏见通常不是制度性的，也不是有人刻意打压，而更像是一种长期形成的下意识判断。例如，我曾和一位在欧美长期工作的学者交流过，他提到一个很直观的现象：如果一篇论文的作者全部是中文拼音署名，在部分评审者那里，可能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比如对工作质量的预期偏低一些。

相反，如果作者列表中出现非华人姓名，往往会在无形中提升“第一印象分”。这听起来可能有些不舒服，但在实际交流中，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

需要强调的是，这类现象很难归结为某种有组织的打压机制，但它确实会在长期中对论文发表、学术传播产生影响。因此现实中也会看到，一些学者会选择使用英文名字署名，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适应这种环境。

二、在全球科研体系中的“受制于人”

在当前由美国主导的科研体系中，我国在部分领域仍然存在一定的被动性。

以我所在的理论物理和空间科学为例，一些政策层面的限制（例如与国际合作相关的约束）确实会影响正常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这类限制从国家安全和战略角度看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执行层面，有时会外溢到更广泛的科研互动中。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软”的因素，比如学术网络的融入程度、合作机会的获取、国际同行的认知等等。这些并不体现在明面规则中，但会长期影响科研人员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

（“沃尔夫条款”了解一下。。。）

三、为什么我们难出真正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

很多人会把问题简单归结为“我们没有顶刊”，但我越来越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点偏了。

从本质上讲，顶刊并不是目标，而是一个长期生态的结果。现在很多所谓的顶刊、顶会，本身已经具有较强的商业属性，同行评议和编辑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性，也会受到热点、趋势等因素影响。

如果把“进顶刊”作为核心目标，很容易本末倒置。

相对而言，更值得参考的是一些成熟学术组织（例如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旗下期刊的模式：通过长期稳定的审稿质量、公正性和社区认可，逐步积累影响力，而不是依赖短期指标或流量。

但这类体系的建设是慢变量，需要持续投入和制度耐心，这一点我们目前还在探索中。

（说白了就是，我们瞄准的应该是学术话语权！而不是有没有顶刊。所以东大你敢不敢砸钱做社区啊？）

四、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国际上其实并不太关注国内期刊

这一点说起来可能有点直接，但在实际交流中是能明显感受到的。

在引力波天文学这个领域，很多国内认可度很高的期刊，在欧美同行那里其实关注度有限。即便是影响因子不低的期刊，也未必会进入他们的常规阅读或投稿选择。

这背后的原因不只是指标问题，更重要的是：

一个期刊是否真正嵌入了国际学术共同体——包括作者结构、审稿人网络、学术话语权等。

影响因子可以在短期内提升，但学术声誉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我说白点，国产期刊即使是顶刊，国际上就是没人看！）

五、我们自身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如果只把问题归结为“外部偏见”，其实是不完整的。

我在和一些海外学者交流时，也听到过比较一致的一类反馈：他们认为，部分中国学者在获得较高职称或学术头衔之后，对国际学术交流的参与度反而下降了

例如，不再积极参与国际会议和学术讨论，对前沿问题的互动减少，甚至逐渐从国际竞争中“退出来”。与此同时，国内的资源体系又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稳定的支持，使得个体在本土环境中依然可以获得不错的发展。

从外部视角来看，这容易被理解为一种“封闭循环”，长期下来确实会影响整体学术声誉。这部分问题，其实是我们自己必须正视的。

（我说的白一点：国际友人觉得你们中国人都不出来和我们玩，凭什么指望我们应该主动了解你？正视你？）

六、真正的核心问题：我们如何评价一个科研人才？（细说！）

针对上述问题，如果要给出真正有针对性的对策，首先必须把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说透：当前科研体系在“反对顶刊崇拜”和“依赖顶刊评价”之间，是一种明显的结构性自相矛盾，而这种矛盾的成本，几乎全部由一线青年科研人员承担。

现实情况是，一边不断有院士、学界权威公开呼吁不要迷信顶刊、要回归学术本质；另一边，在职称评审、岗位竞争、人才引进等最关键的环节，依然在进行赤裸裸的“横向比较”，而这个比较的核心变量，仍然是有没有顶刊、发了几篇顶刊。只不过这种标准，越来越少写在纸面上，转而变成一种“大家都知道但不明说”的潜规则。

这种状态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性的“责任转移”：政策层面不再为“唯顶刊”背书，但执行层面又不提供替代性的、可操作的评价标准，最终把所有不确定性和风险压到个体身上。对青年科研人员来说，这不是“导向调整”，而是“规则不清、但惩罚明确”——你可以不追顶刊，但你承担不起没有顶刊的后果。

归根结底，问题只有一个：我国当前缺乏一套真正有判断力、同时又有约束力的人才评价体系。

具体来看，是两个极端同时存在：

在大量普通高校中，本质上是“没有评价能力”，只能依赖影响因子、分区、排名等外部指标进行机械计数。这种做法看似客观，实际上是把评价权外包给国际出版体系，是对本土学术判断能力的缺位。
而在部分头部高校中，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依赖少数资深学者（如院士、杰青）进行“拍板式判断”。这种方式在识别顶尖人才时确实有效，但问题在于缺乏透明度和约束机制，一旦演变为“看上会时谁主导叙事”，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不可控的人治。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两套体系都缺乏“责任闭环”：

用指标评价，不需要对结果负责；

用人判断，也不需要对长期结果负责。

结果就是——选人可以出错，但没有人承担代价；而真正承担代价的，是整个科研生态的效率和公平性。

七、可能的改进方向（两点核心）

我个人觉得，关键不是简单“去顶刊化”，而是重建评价体系的逻辑。

因此，如果谈对策，不是简单“减少顶刊权重”这么表层的调整，而是必须触及制度核心：

第一，建立“有约束的专家评价体系”（责任制 + 事后反馈）

既然人才评价不可避免要依赖专家判断，就必须让这种判断“有代价、有记录、可回溯”。对关键岗位引进和重要职称评审，应明确记录主要推荐人与决策链条，并在若干年后进行系统性回溯评估（如科研产出、学术影响等），将评价结果与推荐人声誉形成绑定。同时，应建立制度化的事后反馈与问责机制，对于明显偏离预期的评价决策，不能简单归因于“科研不确定性”，而应形成可追踪、可反馈的闭环。评价不应是一次性表态，而应是带有长期责任的专业判断。

第二，构建“独立透明的标准化评价机制”（匿名外审 + 标准显性化）

在专家判断之外，必须引入制度化约束，防止评价滑向圈层化与随意性。一方面，应建立真正独立的高质量匿名外审体系，系统性引入跨机构、跨国家的评审来源，减少“内部熟人网络”的影响，必要时可探索国家级统一的人才匿名评审平台，面向全球科研机构发出外审邀请，从源头上提升评价的独立性与公信力。另一方面，必须强制推动评价标准的显性化与执行一致性——如果政策上强调“不唯顶刊”，就必须在招聘、晋升、评奖等具体流程中明确替代性评价指标，并确保执行不走样，避免长期存在的“文件一套、操作一套”的双轨制。

八、最后的一点直观感受

最后必须直说一句：

如果不解决“谁来评价、评价是否需要负责”这个问题，那么无论是反对顶刊崇拜，还是建设本土期刊，很容易都会停留在口号层面。评价权一旦缺乏约束，就很容易在“简单指标化”和“过度主观化”之间反复摇摆。

与此同时，“人才帽子”问题也仍然存在惯性。在实际资源配置中，对海外背景的偏好在一些场景下依然比较明显。本土培养的人才，在相似学术条件下面临的竞争环境，并不总是完全均衡。

这些问题如果不和评价体系改革一起推进，很难真正改善整体科研生态。

公众号首发原文

科研评价 | A Quest After Perspectives